贺覃心裹着一件薄薄的针织开衫，抱着课本从教室走出来。
下午的宏观经济课她又只听懂了六成左右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一半中文一半英文，还有好几个空着没来得及填的术语，等着回去查字典补全。
贺覃心叹了口气，走出校门，坐地铁回了别墅。
进了门，贺覃心换了拖鞋，觉得嗓子干得发紧，一下午连着上课，一口水都没顾上喝。
她拐进厨房，从橱柜里拿出那只不锈钢烧水壶，接了大半壶水，插上电烧水。
她靠在料理台边上等着，目光有些放空，脑子里还在回放刚才课上没听懂的部分。
水烧开了，壶嘴冒着白色的蒸汽，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。她关了火，用干抹布垫着手柄，提起水壶准备端到餐桌上去倒水。
脚底突然一滑，厨房的地砖上不知什么时候洒了一片水渍，她穿的拖鞋底沾了水，踩上去毫无预兆地失去了平衡。
她本能地想稳住身体，可手里还握着一整壶滚烫的开水，壶身猛地倾斜，滚烫的水哗地浇在她的右手上。
“啊——！”
水壶哐当一声砸落在地，剩下的水泼洒开来，溅上她的右腿。裤子瞬间被浸透，滚烫的液体紧贴着皮肤，灼烧感像无数根细针同时扎进肉里。
她低头看见自己的右手皮肤迅速泛红，几处地方已经浮起透明的细小水泡，疼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“Господи！Чтослучилось？（天哪！怎么了？）”保姆安娜的身影出现在厨房门口，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。
她看到地上的贺覃心，脸色一下子变了，快步冲过来，蹲下身查看贺覃心的伤势，看到那片红肿和水泡时，眉头紧紧皱起，语气果断：“Нельзяждать！Надовбольницу！（不能等！得去医院！）”
安娜扶着贺覃心在椅子上坐下，转身快步走到客厅，拿起手机拨了112。她的语速很快，报地址、描述伤情、请求烧伤专科救护车。
挂了电话，她又快步走回厨房，从冰箱里找出一袋冷冻蔬菜，用干净的毛巾包好，轻轻贴在贺覃心的手背上。
“Скоруюужевызвала，потерпи，милая.（救护车已经叫了，忍一忍，亲爱的。）”安娜阿姨的声音放轻了许多。
贺覃心咬着牙点了点头，眼泪还在不停地往下掉。
不到二十分钟，救护车的鸣笛声在别墅门外响起。两名急救人员抬着担架快步走进来，安娜用俄语快速说明了情况。
贺覃心被扶上担架，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救护车在莫斯科傍晚的街道上疾驰而去，驶向最近的烧伤中心。
莫斯科临床医院，烧伤中心。
贺覃心被护士推进处置室的时候，整个人还是懵的。
救护车上医护人员给她做了简单的降温处理，右手被一层湿润的无菌敷料松松地包裹着，右腿上也被涂了一层透明的烫伤凝胶。
处置室的灯光很亮，白晃晃的，照得她眼睛发酸。
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俄罗斯男人，他用俄语跟护士交代了几句，然后转过头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对贺覃心说：“我需要检查你的伤口，可能会有点疼。”
贺覃心点了点头，咬着下唇。手背上，水泡里面的液体在灯光下泛着透明的光泽。皮肤红肿的范围从虎口一直蔓延到手腕以上。
医生用镊子轻轻碰了碰水泡边缘，贺覃心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整个人差点从床上弹起来。
“深二度烫伤。”医生放下镊子，在病历本上写了几个字，“右手手背和手指多处水泡，部分区域表皮破损。右边大腿外侧一度到浅二度烫伤，面积不大。”
他抬起头看向贺覃心：“需要清创，把水泡里的积液放出来，然后上药包扎。之后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三天，防止感染。”
贺覃心听到“住院”两个字，条件反射地想摇头。可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只惨不忍睹的手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清创的过程比她想得要疼得多。医生用消毒液反复冲洗创面，针尖挑破水泡放出积液，再用镊子夹走破损的表皮组织。
贺覃心疼得浑身发抖，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淌。等所有伤口都处理完毕，护士扶着她坐上轮椅，推着她穿过走廊，送进了一间病房。
护士帮她在床上躺好，把床头摇高了一点，又把呼叫铃放在她左手能够到的地方，嘱咐了几句注意事项，然后离开了。
病房的门在她身后关上，房间里安静下来。
贺覃心一个人坐在病床上，低头看着自己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右手。她忽然觉得很渴。
从下午到现在，她一口水都没喝过。渴，肚子也饿了。中午她就只吃了一片面包。
她坐在床上，左手捂着肚子，眼眶又红了起来。她不想哭的，可眼泪就是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打转，压根就没人在意自己，连爸爸妈妈都不要她。
就在这时，病房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。
贺赟深大步走了进来。他身后跟着屠森，一如既往地沉默，像一道影子。
贺赟深的目光扫过病房，最终落在床上那个缩成一团的女孩身上。
男人语气不重，但那种压迫感还是沉沉地压了过来：“你怎么回事？把自己搞成这样。一天天净给我添乱是吧？”